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此后的50余年，她与莫高窟相生相融，再也分不开。2015年3月从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卸任后，她没有返回故里上海，而是留在了敦煌。讲座、研究、学术会议……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呆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呆着。呆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樊锦诗说。

“我不反对旅游，但前提要保护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得感谢、敬畏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优秀的遗产。”樊锦诗说，“一边要向文化遗产负责，一边要向游客负责。敦煌研究院在想尽办法，让游客在莫高窟看好、看舒服，但绝对不会放弃保护。”

对于自己的付出与努力，樊锦诗表示，自己是“接了一次接力棒，做了一个过程”，遗产保护仍需一代代人推动发展。认为自己离开院长职位后，“要做点自己该做的事了”。

她说的“该做的事”，是指规模达到100卷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撰工作。

2011年，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出版发行。两分册8开780页的报告，运用文字、测绘、摄影等手段，逐窟记录了洞窟位置、结构、保存状况等，是洞窟最翔实的档案资料。

“算是一种回归吗？”记者问。

“对。考古报告是每个考古人最基本的工作。好看不好看，都得原原本本记下来。搞研究不是开会，必须静下心来做，板凳不怕十年冷。”樊锦诗说。

“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感觉到，人生其实很短。国家培养你，你就要为社会做点事情。大家伙都努力做点事情，社会才会进步，自己也算没白来世上一趟。”樊锦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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