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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证实敦煌壁画缔造者多为甘肃画匠
* 来源 :兰州日报    * 作者 : 耿宁    * 发表时间 : 2013-08-11 11:14    * 浏览 :
 敦煌石窟,将敦煌古远的丝绸商旅,舞乐繁华,借助艺术家们富有创造力的线与色凝刻在历史的舞台上。这座由无名大师们缔造的石窟画廊,也成为当今艺术家们的朝圣之地,打造敦煌画派,是我省推出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那么在古远的敦煌,什么样的人才能跻身画师行列?这些画师中有多少甘肃画家的身影?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在历史上的印记如何得以保留?近日,记者走访了敦煌研究院的马德教授,请他为我们揭秘敦煌壁画缔造者中甘肃画家的生活。
    考古实证
    敦煌壁画缔造者多为甘肃画匠
    丝路贸易繁盛的年代,中原、印度、希腊、波斯的艺术和文明在敦煌汇聚和交融,商旅、行脚僧来往于这个重要的枢纽城市。据了解,在佛教艺术初传入敦煌的百十年中,西域的僧人、画师们留步敦煌,早期,很多壁画很可能就是这些西域高僧和画师亲手所为。到了西魏以后,特别是中唐以后,中原、敦煌本土的画师们已经学会了自己创作佛教壁画,并以此为谋生手段,受雇于寺院、窟主。在绘制壁画的各色工匠中,甘肃籍画匠占了多数。
    敦煌研究院的马徳教授多年从事敦煌工匠的研究,并因此获得了国家科研项目。他告诉记者,敦煌当地很早就有画工,但那时的画工主要是进行墓室绘画。随着丝绸之路的繁盛,洞窟的开凿,本土的画匠开始学习西域画法,并逐渐承担起佛窟内壁画的制作。活跃在敦煌的工匠人数日益庞大,种类多达25种。敦煌的画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敦煌的画匠在公元10世纪时分为三种类别,一是被授于“节度押衙”的工匠、行首与都料、画院使等,属官府统辖。二是属于是寺院的寺户或常住百姓的一部分的工匠。这两类工匠,基本上是属于奴隶或农奴性质的被役使者,他们所从事的技术劳动,实际上就是一种“常役”。8世纪后期至11世纪初,敦煌工匠由寺户转变为常住百姓和官府匠人。常住百姓属寺院管辖。有一部分寺户直接被解放为平民,分到了土地,身份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所从事的手工业劳动却基本上是世袭相承。还有一类工匠拥有一定土地、财产和庄园,不受官府或寺院的管辖,属于自由民的手工业劳动者。在张、曹归义军的时期,这类平民工匠也常为官府和寺院有偿使役,并受到一定的尊崇。平民中取得“匠人”以上资格者可免除部分徭役。从这些可以推断,这些画匠的工作虽然留下了很少的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敦煌壁画缔造者多为甘肃画匠(特别是敦煌当地的画匠),现存资料来看,在画旁保留有题记的共有16人,有名有姓的画匠有2位明确是甘肃人。这些题记证明着他们的身份。
    身份有尊卑
    能工巧匠留存稀少
    然而,翻开中国绘画史,无论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作品的描述,还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唐以后绘画名作,大部分作品的边角等处都会出现文字落款和提拔印章,代表中国绘画诗、书、画、印共为一体的创作规范。那么,为什么人数庞大的技艺高超的甘肃工匠只留下了那么少的题记呢?
    马德告诉记者:“佛教寺院壁画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属于民间艺术,它所呈现的外来文化形式和面貌,与士人所推崇的‘六艺’绘画有着天壤之别,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佛教壁画,其中的榜题、题记、发愿文等文字,都只是记述窟主和被供养的高僧及画面佛教人物的姓名、故事、经变名称等内容,很少发现有作者姓名的落款提拔。零星保留的,也往往是由贵族担任的都料供养的榜题。而绝大多数的工匠都是贫苦劳动者,出身卑微,靠实力晋升到都料者则几乎没有。不能作为供养人在窟内画像和题写姓名。榆林窟第12窟‘临洮府后学待诏刘世福到此画佛殿一所记耳’,榆林窟第29窟‘乾佑廿四年囗囗囗日画师甘州住户高崇德小名那征到此画秘室记之’,虽然没有资料确定他们是否为都料,但他们的名字却被确切地保留下来,成为我们看到的仅存的甘肃籍画匠”。
    据介绍,隋代以后,敦煌的石窟壁画中出现了从事敦煌石窟开凿工匠的供养像。公元九、十世纪的归义军时代达到最多。那么这些画匠的供养像为什么能被画上去呢?马德说:“古代工匠有行会组织,普通画匠与其他工匠一样会被编入匠籍,等级位于农、商之前。但‘节度押衙’则与普通画匠身份和地位不同,为画师行会的首领。他们被政府冠以‘节度押衙’的头衔,用以管理画匠,这些画师是都料级的高级工匠,其地位即现代意义上的普通办事员一类。这些人与普通画匠相比原本可能就出身于官宦之家。收入也有所差别,极少数甚至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因此出资建造自己的供养像也就不足为奇了。”
    争论渐消名画题榜作者史小玉为
    “到此一游”
    在敦煌壁画中,有一幅精美绝伦的千手观音,由于该洞窟里上书“甘州史小玉笔”的题记,曾盛传史小玉即为这幅画作的创作者,然而,近几年来,敦煌研究工作者们更多倾向于史小玉只是一位游客。甘州即今甘肃张掖,可知史小玉为张掖人。在四百四十四窟柱头上还有一则,上书“至正十七年(1357)正月十四甘州稿□上史小玉烧香到此”的题记。“甘州史小玉笔”的题款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可以看清,而如今已完全消失不见。
    马德解释道:“判断该画作者最可靠的是画匠作为供养人的题名。从现存的可以肯定身份的画师题记看,题记方式都与史小玉的题记不同,没有发现用‘笔’作题记的画匠。‘笔’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题写,因此,不能认定千手观音的作者即为史小玉。另外,与史小玉其他的题记相联系,史小玉很可能就是一名游客,而题记也只是随手题写。”
    艺术殿堂引百源汇同
    盛世画匠共创敦煌美图
    马德介绍,敦煌工匠的来源有几处,除了本地培养起来的画匠,早期以西域画师居多。此外还有一部分僧侣、官家、贵族子弟或已在军政部门为官者也从事画匠的工作。根据记载,当时执掌瓜沙归义军政权的张淮深之子张延锷有写画佛经佛像的题记。张延锷本人当时担任归义军的“左神武统军长使兼御史中丞”,是位武将,却擅长诗、书、画。他也像普通画匠或经生那样亲自“敬心写画”了图文并茂的佛经。在古代沙漠纵横,生存条件艰苦的敦煌,来这里做官的人,需要带上所有的奴仆和各种手工业者,画匠也是其中之一。北朝时,敦煌壁画的画师,是依附于寺院或高僧来并靠此为生的特种专业艺术家,他们来到敦煌后被奉为座上宾。西魏后,随着中土画家对佛教义的理解读、熟悉,具体创作佛教壁画的作者大多数已是中国本土的画家。唐代敦煌壁画,在中西两种文化艺术的不断碰撞与融合中,完全演变为本土艺术的造型形式和技法风格,也使得佛教绘画的各种技法形式在敦煌,乃至于在内地形成广泛的普及,隋代以后,中原佛教画师们源源不断地从中原内地集聚于敦煌石窟。唐代时,凡有记载的中原知名画家,无人不从事与佛教内容有关的绘画创作。当时长安的壁画创作比敦煌文化发达的多,可惜的是,繁华的长安由于战乱等原因而消散。而敦煌壁画却由于地处偏远而得以保存。成为画匠的人,都有着过硬的技术。因为以当时的技术,从工匠的培训、考核,到产品的规格、式样、标准,以及对不合格产品及其制造者的惩罚等方面,有着详细而严格的管理制度。学徒达不到一定的水平就不能出师,产品达不到标准就不能面世,制造不合格产品的工匠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直至被判死罪。成为匠人的画师除了洞窟前后室的四壁、窟顶之外,还负责泥塑、窟檐的彩绘与装饰。
    捐赠工价
    无言画师脱俗流芳
    “晨光饮星饭,饥渴所致,疾病交集”是当时身处敦煌画匠生产、生活情况的真实写照。而少数经济条件较好的高级画匠们为寺院建窟,又多会将所得工价大部分捐给寺院,或者不计报酬多寡,互相谦让。在敦煌壁画中,有两幅图展现了敦煌画匠工作的场景。一幅是北周时代营造的莫高窟296窟窟顶的《建塔与画壁图》,展现了古代敦煌泥匠、木匠及画匠们共同从事劳作的形象。还有一幅是《临摹佛像图》。画面上,一位衣冠整洁的工匠正在用长尺丈量上下佛像的尺寸,后面是有一人正为前佛像尺寸相当的绘画架板。画家则赤身裸体,正在画架前调制颜料。这些源于工匠们自己生活题材的壁画,完全是工匠们凭借自己的观察和生活经验自行创作,通过概括提炼表现在石窟壁画夹缝之中。敦煌艺术工匠的智慧与技艺在这些图画中得到更为淋漓尽致地展现。
    默默黄沙,掩盖了无数敦煌画师的名字。高低错落的石窟,像一座风格绚丽多变的艺术宝库,艺术的辉煌超越了人与人之间身份的尊卑,这些为甘肃创建了伟大的艺术大师、无名画师被全世界的人铭记和敬仰,成为了不化的丰碑。

(责任编辑:yindacheng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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